卧倒了好几天。并非无话可说，而是许多话说不出来。

与闷热酷暑有关？与自己沉郁压抑的心境有关？或者与两个人有关？

一个是杨佳，另一个则是李树芬。

这两个名字不知道是否已经成为“敏感词”。我想试一试。

李树芬事件的细节跟法医学、痕迹学等关系密切，最好是由专业人士如李昌钰来评估。

我关心的是事件的解决模式。开始试图从技术派的手段来看待这一事件——他们明显缺乏公共关系管理的专业知识，缺少“危机公关意识”，没有妥善应对突发群众性事件的经验。

但是，很明显的，技术的缺失并非最为重要。或者如他们所云，群众（部分被称为“暴徒”）根本不具对话的意识。然而那些上访者，他们所相信、所依赖的，不恰恰是这惟一的救济途径吗？

他们为什么不去找法官？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法制？——哪怕仅仅是“法制”，而不是“法治”。

然后我开始从思维模式里去找：

“世界正在从垂直的价值创造模式（命令与控制）向日益水平的价值创造模式（联系与合作）转变，我们必须发现这种变化。”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里这样告诉我们这时代的变迁。然而，在一些人看来，世界还是“尖锐对立”的，是丛林的弱肉强食。

最终我发现我还是不得不回到根本——利益。壁垒的两端，是两个利益集团——民间VS官方。

至此，已无须多言。

说实在的，我更关心的是杨佳。

这与我读过金庸、古龙的大部分武侠小说绝无关系。所以他永远不会成为我心目中的“独刀杨大侠”。

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大侠，尽管这片土壤还是浸透了出产大侠的墒情。

关心杨佳的原因很大地在于——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杨佳？

或者孙志刚？聂树斌？李尚平？……

出于个人的趣味，对于细节的穷索冥搜我一贯乏力。但是，很明显的，关于杨佳事件的官方解释破绽很多，有悖常理。

匹夫之怒，流血五步，孰实为之，孰令致之？伟大领袖不是曾告诉过我们，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”吗？

也许是处于特殊时期，杨佳没有成为孙志刚。

中国历来没有左拉，自然也就不会有“德雷福斯事件”。

我将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。

也因此将自己的签名档更换为：

幸福是自由的果实，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

（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、民主主义者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的话。）